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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读书人不做官也能体现价值

发布时间:2018/03/08 阅读数:

  在陈思和看来,出版的重要意义在于帮助知识分子、作家把精神产品传播到社会上去。现代出版跟现代文化建设,跟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三者是有密切关系的。
  今年是商务印书馆创办120周年。在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看来,这一老牌出版社1897年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端。更重要的是,中国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也是发轫于此。
  3月25日,陈思和走进上海市静安区文化局、商务印书馆与大夏读书会等机构联合举办的“商务十讲”系列讲座,讲述现代出版业与现代知识分子形成之间的关系。

陈思和:读书人不做官也能体现价值
陈思和在讲座现场
  商务印书馆使现代出版介入中国现代文化建设
  在陈思和看来,出版的重要意义在于帮助知识分子、作家把精神产品传播到社会上去。现代出版跟现代文化建设,跟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三者是有密切关系的。
  “这样一个工作如果追溯历史,我觉得以现代出版的方式介入到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起点是商务印书馆的建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是整个中国朝现代化转型的一件大事。”
  在商务印书馆出现之前,中国的出版业一直存在。包括官方修书和私人刻书两种,都不是商业行为。官方修书大都为钦定出版,皇帝下诏编一部大型丛书,官员编写,国家出钱。而私人刻书主要是个人行为,比如文人写诗,到年纪大了编一部诗集留给朋友、家属,或是以家族为单位印一部家谱等等,流传并不广泛。
  在这两者之间,还存在一种有商业性质的“坊刻”,是为了销售而印书的。“坊刻”产生于中国商品经济萌芽的宋代,但这种形式在古代中国一直不发达,流传下来的大多是《三国演义》这类的通俗小说和给考生复习用的资料“选文”。
  “这样的出版业到了19世纪末,因为张元济先生参与创办的商务印书馆走向现代化。所以我们今天要纪念他。”陈思和认为,正是商务印书馆的出现,加速了中国出版业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形成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不少参与或支持变法的官员被革职离开权力中心。张元济当时受到的处分是“永不叙用”。
  当时从北京来到上海的一批人中,陈思和认为有三个人值得关注。他们分别是张元济、蔡元培和晚清状元张謇。
  张謇离开官场之后,在家乡南通开始做实业,成了近代中国最有名的企业家。蔡元培投身教育,后来做了北大校长。
陈思和:读书人不做官也能体现价值
张元济
  而张元济最初也走教育道路,在南洋公学担任译书院院长,在印教材的过程中,结识了当时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夏瑞芳。在这个过程中,他意识到了“印书”这个行业的价值所在。
  “他不完全搞出版,而是抱着要改变中国的想法。光从政治上改变不成,因为戊戌变法已经失败了,但是可以从教育、从文化的角度去进行改革,教育下一代。所以从他开始,商务印书馆开始编教材。”
  当时中国教材还是传统的四书五经,张元济入主商务印书馆以后,请了一批当时中国最卓越的知识分子,编印适应现代教育的公学教材,商务印书馆由此开始转型,由印刷厂转向出版公司。
  “他们三个人一个经商,一个做出版,一个搞教育,都不做官了,可是他们三个人对现代文化的贡献比做官要大得多。张謇是一个实业家,对工业发展贡献极大,蔡元培和张元济工作的岗位变了,变成了教育家、大学校长,或者出版社的老板。这样一些人慢慢就开创了中国的现代文化。把教育、出版,包括他们传播的新思想都结合起来了。”
  陈思和认为,这一改变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知识分子的形成”。
  孔子说“学而优则仕”。在中国古代, “读书”并不能体现一个人的价值,实现“读书人”的价值一定要通过做官。
  “古代说士大夫就是读书人,但做官才能称为士大夫,它是一个阶层,这个阶层就是做官的读书人。”陈思和说,“中国古代两千年传播的价值观就是以‘读书做官’为读书人的基本价值,不做官读书人一生白读。像孔乙己,不做官,知道‘茴’的四百种写法也没有用。所以在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价值很简单,就是看你官做得大不大。”
  为什么张元济、蔡元培、张謇选择道路很重要?陈思和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开始看到,一个读书人不做官也有自己的价值,也有办法造福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不是简单的职业选择问题,背后是读书人价值观念的改变。
  “后来慈禧态度温和下来,想把张元济招回去继续做官。结果张元济没有去,因为他已经在出版界找到甜头了,他觉得在出版界也有贡献,为什么要做官?”陈思和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意味着中国的读书人经过两千年的发展到了晚清、民国这段时期开始发生变化,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到了现代社会,张元济不做官,选择做一个出版家也可以做得很好,也可以对社会作出卓越贡献,也可以创造价值。读书人不是以做官为目的,而是以知识为本质,通过学习知识可以在这个社会上安身立命、养家糊口,而不是局限在做官一条路上。这个转变产生之后,就开始出现了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创建现代文化与出版密不可分
  张元济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出现造就了中国现代出版业,反过来,现代出版业的发展,也促使知识分子走向成熟。
  出版业本质上说仍是商业,有逐利的一面。但做文化建设,又不能完全考虑利益。
  “可能赔本的东西对社会有贡献,赚钱的东西对社会有不好的影响。这样的关系是我们整个现代文化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陈思和举了商务印书馆之后崛起的中华书局为例。当时满清政府已面临倒台,革命风潮日渐浓厚。
  张元济在商务主导编纂的新教材是晚清政府的官定教材,占据市场大部分份额。彼时商务印书馆做发行的陆费逵认为商务要跟上形势,出一套适应新情况的教材。张元济本人在政治方面比较保守,加之旧教材销路不错,就拒绝了这一建议。陆费逵不甘心,偷偷找人编了一套符合国民需要的教材,把吹捧清政府的内容都拿掉了。没想到刚编完,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随即倒台,商务印书馆积累的大量教材无法使用。陆费逵趁此机会跳槽,在商务印书馆对面办了中华书局,靠之前编好的新教材一下站稳了脚跟,形成两大出版社长期竞争的局面。
  “当然陆费逵也是为了赚钱,但也出于对社会教育的理想。他知道不能再保守地编教材,所以他就顺势发展起来了。”陈思和表示。
  后来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很多人参与到出版中来。现代出版和现代知识分子的活动结合更紧密了。
  当时大量作家、文人都想参与到出版中,出版商和作家的关系也不仅仅是商业关系。陈思和提到林琴南的例子,林琴南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翻译家,他本人不懂外语,翻译是与懂外语的人合作,别人口述,他转录成文。商务印书馆把林琴南的作品几乎全都包了下来,林一生翻译了170多种小说,几乎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其中真正有价值的外国名著有三四十种。张元济的日记中记载,林琴南的作品他都会同意出版,但一定要让他把质量差的内容修订,把想取悦市场的糟糕题目改掉。
  “出版商跟作家的关系不仅仅是赚钱,他之间是有斗争的,是互相有牵制的。其实张元济也是保护林琴南,保证他的水平不至于太糟,他作为出版商有这个义务。”陈思和表示。
  另一个著名例子是严复,严复认为开民智要了解世界,于是翻译了很多西方学术著作。张元济支持他做这一事业,不仅包下了他译著的出版,还亲自做责编。包括《天演论》在内的严复译著涵盖西方经济学、法学、逻辑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把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全面引入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直到晚年,严复依然靠商务印书馆付给的版税为生。
  “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在创建现代文化当中,出版与它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陈思和总结道,在中国现代史上,现代文化发展和现代出版发展是无法分开看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