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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传统文化价值 传承石刻文化记忆——《邯郸石刻》一书出版纪实

发布时间:2019/11/14 阅读数:

发掘传统文化价值 传承石刻文化记忆——《邯郸石刻》一书出版纪实

2019年10月26日

九月末偶遇沈阳,有幸参观了辽宁博物馆的中国碑刻展。当历史的一通通碑刻展示在我的面前时,我为之惊叹,那些生动气韵的汉字,从东汉飘来,汇成了一条大气磅礴的中国历史文化长廊。无独有偶,前几天在邯郸市十届政协副主席、开发区弘济学校总顾问贾红军的办公室,摆放着一套重达几公斤的书籍——《邯郸石刻》!这套书一函八册,沉稳厚重,不仅是首部反映邯郸古石刻文化艺术的专著,而且在全省乃至全国碑刻文化艺苑中的一朵“奇葩”。

机遇偶得 七年完成

说起这套厚重的书籍,贾红军感触颇多。他说,一个偶然的机会,萌发了编著这套书的初心。

2012年初夏的一天,大名县书协主席朱献东来到贾红军办公室,给时任市政协副主席的他带来了一套《大名县石刻选》,贾红军认真翻阅,深感此书当为大名县历史文化名片之一。作为邯郸文化的热爱者,这位老领导油然而生一个想法——邯郸是千年古都、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悠久的历史孕育了邯郸独有的文化体系,尤其是众多的古代石刻文化艺术,成就了一系列赫赫有名的宏碑巨制,留下了难以胜数的石刻、书法艺术精品。这些石刻艺术作品,既是记载邯郸几千年来荣辱兴衰历史的物证,又是一件件超越时空、凝结智慧、积淀美感的宝贵文化资源。当即,他便下定编辑《邯郸石刻》一书的决心,朱献东先生积极响应。随之,他们积极奔走、多方联系,贾红军任总策划兼主编的编委会成立了!

各县市区专家、学者组成了邯郸石刻选编辑工作队,马不停蹄地对邯郸石刻文化进行了论证和研讨,之后,各司其职,历时七个月完成了邯郸市区域内两汉、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各个时期的具有重大历史书法艺术价值石刻的拓片制作工作。

这一成果,在今天看来,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其艰辛不易,但编撰的专家学者们,却深有感触,他们经过了两年时间,才完成了该书的篇章筛选、排版、编选等工作。关于辨识碑文难字,因民间筹资出书,没有资金聘请专业的古文字学家,主编之一、历史爱好者陈振山在工作之暇辨识碑文,查阅了周行健先生编难字小字典、秦公先生编碑别字新编、台湾国语推行委员会出版的异体字典及逍遥笔大字符输入集等资料,用了两年多时间才完成碑刻文字辨识工作。

该书撷取最精华的部分,收录了52张碑刻拓片,共八卷四十三篇,系统介绍了邯郸市代表性古石刻的书法演变,人文历史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出版发行后,贾红军无限感慨地说,这套书从发起到成书,历时七年,耗资百万,经过制作拓片、查找资料、编辑文字、品评书法、出版校对等大量繁杂辛苦的工作,披阅七载、增删数次,是十分珍贵的一套书籍,既是一部邯郸碑刻的精品录,又是一部地域性的文字史。这些碑刻作品,穿越千年,风格各异,构成巨幅历史长卷,可以说是邯郸乃至全省唯一一部“千年通鉴”,同时也是一部集政治、经

济、文化、宗教为一体的“人文集萃”,是我市乃至河北省最优秀的历史文化名片之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

石刻文化 灿若星辰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当中国的文明开始以书面形式积累传承的时候便产生了记录信息的图像符号——汉字,汉字这种在人类历史上唯一自古演变至今,是以甲骨、金属石刻、简牍绢帛、纸张等作为载体而代代相传的。可是绢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只有山从水火此方无坏。石质的碑刻才是中国文字得以彪炳千秋的最主要的承载体。

树石书丹谓之碑(民国张鸿来“书法”),这是碑的狭义,它作为刻石文字的一种,兴起于东汉初年,质朴者圭首方跃,豪华者螭首龟跃。东汉之前的文字刻石称作碣,东汉之后的文字刻石尚有墓志、石经摩崖、造像石刻、题诗、塔铭等等。广义的碑包括以上诸如此类的所有文。邯郸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文化璀璨,留存了数量众多的石刻遗迹,个个宛如星辰,至今熠熠生辉。

战国时期邯郸是七雄之一赵国的都城,虽因此而名播千古,但这一时代的碑刻却在兵灾人毁中消亡殆尽,今人只能望古兴叹。西汉时期邯郸与洛阳、临淄、宛(南阳)、成都齐名,是全国的五大都会之一,现存于永年的朱山石刻,是目前已知的最早汉代文字刻石。东汉末年邺城发展为北方的军事、政治中心,其后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诸朝又相继在此建都,如今磁县北朝墓群、娲皇宫石窟和响堂山石窟的大量文字刻石就是那个时期留下的珍贵遗迹。隋唐以后,大名府(位于今大名县东北)逐步崛起成

为河北重镇与陪都,产生于这一时期的何进滔德政碑(宋段刻五礼记碑)、何弘敬墓志铭、朱熹写经碑等一批冠绝古今的宏碑巨制,至今为人叹为观止。元明清时期,邯郸的碑刻相对集中于铜雀台遗址、黄粱梦吕仙祠、定晋岩禅果寺、清泉寺、江家大院和武灵丛台等名胜之地,其中相当一部分石刻虽不见于碑帖专著,但也出于历代书法家与名人之手,具有一定的历史与书法价值。二十世纪前半叶,邯郸西部的涉县、武安是抗日革命根据地,邯郸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建成于五十年代初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是镌存新中国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赋诗题词最多的革命纪念地。这些历朝历代的文字刻石,既是一个记载邯郸几千年来荣辱盛衰的历史物证,又是一件超越时空、凝

结智慧、积淀美感的艺术珍品。

邯郸区域内的碑刻,以石灰岩质(青石)为主,个别是汉白玉质,明清以后的碑刻及后来出土的墓志一般刻面清晰、品相较好。元代以前的碑刻则多漫漶甚至泐损难辨。从书法角度讲隋代以前的碑刻具有浓郁的北碑风韵,唐代以后的碑刻则不拘一格、各呈异彩。本书在收录整理相关碑刻时,基本是在突出其历史意义的同时而兼顾书法意义。元代以前的碑刻遗存少而收录多,明清以后的碑刻遗存多而收录精。

本书选用的52张碑刻拓片是在对邯郸现存碑刻全面扫描的基础上精选出来的,排版时尽量选用全拓或早拓,对于那些刻面泐损过甚或刻面过大的碑刻则选用其局部以使读者明了每块碑刻的镌刻细节为目的。范围、地域是以今日邯郸市行政所辖县(市区)为限,包括丛台区、邯山区、峰峰矿区、永年区、肥乡区、武安市、磁县、涉县、大名县、临漳县、成安县、曲周县、邱县、魏县,时间从西汉后元六年(公元前一五八年)始至公元一九四九年止。碑刻种类有墓碑、墓志、记事碑、记事刻石、刻石楹联、摩崖刻经、题咏刻石、造像题记、石经石坊题字等。

贾红军告诉记者,本书收录了最著名的邯郸大名五礼记碑。该碑通高11.95米,宽3.04米,厚1.13米,重140.3吨。据考证为我国现存最高、最大的碑。这通碑原是唐碑,为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奉唐文宗之命为魏博节度使何进滔撰写的德政碑,立于唐开成五年。北宋大观二年,宋徽宗修编《五礼新仪》,诏谕大名府尹梁子美为《五礼新仪》立碑刻记,梁子美为讨好皇上,毁何进滔德政碑,以其石改刻《五礼新仪》。通过石刻文化,我们看到,碑文是碑刻的血脉,碑刻是多种文化的集萃,历史的实证,金石学由此也成为考古学的前身,中华文化的灿烂一页。

遗珍捡贝 众志成城

对于《邯郸石刻》的出版发行,该书总策划、主编贾红军激动地说,从时间上讲,七年之久,跨度之大,可谓艰辛,如果不是众人拾柴,如果不能众志成城,就完不成此书。编委会一班人把发掘传统文化价值、传承石刻文化记忆,当作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编撰此书是对邯郸历代石刻艺术的重点存史和备忘,是对邯郸现存石刻文字的保护和抢救。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该书得到大名县和邯郸

许多文化界人士的热烈响应和大力支持,值得一提的——本书的编撰成功得益于邯郸市政协和各县(市、区)党委、政府、政协以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其为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便利;得益于朱献东同志的具体指导与操作,其调配精干力量认真组织实施,全力以赴地推进书籍编撰;得益于市政协李强、董彦峰两位同志在文字修订、协调服务等方面所作的大量工作;特别是得益于由陈振山同志率领许敬峰等6名同志参加的专业拓碑队伍,他们冒风雨、顶烈日、跋山涉水、夜以继日、历时一年制作了邯郸区域各个时期的重要石刻拓片,并进行了拓片扫描、文字录入、资料查阅、图文编辑等工作,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使这套渐臻成熟的书籍与读者见了面,邯郸籍文化名人、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先生为该书题写书名,由线装书局出版发行。

任重道远 志在传承

在举国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10月3日,《邯郸石刻》一书首发式暨邯郸石刻文化传承研讨会在开发区弘济学校举行。

当日,弘济学校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高朋满座,来自省会石家庄、邯郸市及山西等地的专家学者,与弘济学校300名师生代表欢聚一堂,共同出席该书首发式和传承研讨会,享受这样一场石刻艺术的盛宴。会上,有关领导与专家从多个角度,充分肯定和赞扬了该书对邯郸文化遗产的推介与宣传、历史文物的保护和抢救、书法艺术的继承与传播等方面的重大意义,认为该书为进一步普及中华石刻与书法艺术,挖掘邯郸历史遗产、弘扬邯郸文化精髓、服务邯郸文化建设等都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谈及将《邯郸石刻》的首发式、研讨会与传承会结合在一起的原因时,贾红军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必须世代传承的文化根脉、文化基因,也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深厚基础。邯郸石刻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书法艺术的精品,更应该大力弘扬,作为“书法进课堂”教育的教材,作为固本工程和铸魂工程来重点抓,抓紧抓好。学生们只有通过学习吸收其精华,才会激发爱国热情,增强文化自信,做到“传好中华文,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文化的传承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任重道远。贾红军同志作为该书主编,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以后,坚持以传播邯郸历史文化、服务旅游事业发展、推动邯郸文化建设为己任,尤其为广府古城与太极拳文化、磁州窑文化和大名宋府明城文化的挖掘、传承、推广做了大量工作。同时,积极致力于农村文化教育的发展,为解决边远农村孩子上学远、上学难、上学贵和上学不安全等问题,他亲自倡导引领办校,动员市、县两级政协委员和企业家踊跃投资,并组织乡亲在农村共同办起了集幼儿园、小学、初中在内的十二年一贯制的弘济学校。他常说:“我人虽退休,但没退‘心’,更没退‘劲’。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能忘的是初心与使命,不能停的是干事与理想!”

值此,本报也向为邯郸文化做出贡献的人们表达深深地敬意!

 责编 常小靠  审核 曹明立